
2016年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宣布中国作家曹文轩获得2016年度的国际安徒生奖。
中国作家首次获得儿童文学“诺奖”的消息传来,国内一片沸腾。
大量的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采访,身在意大利的曹文轩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首先讲出了下面的话: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
“我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写的是中国故事,故事背后却是人类主题。比如,我的故事中描写的,任何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
“这次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学。”
他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能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认可,首先是因为写的是中国故事,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其实也是全人类的故事,经典的文学可以跨越地域、种族和肤色。

曹文轩在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颁奖现场
在谈完自己的作品以后,他又进一步地表露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
“在中国,说一个人厉害,有力量有能力,会说这个人有‘背景,而我的‘背景是中国。这个曾经历了无数苦难,遭受了无数灾难的国家,一直矗立在我身后,她除了给我意志之外,一直向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独特的、价值连城的写作资源。”
“三十多年前,她以她内在的生命冲动,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格局,从此面对世界、并表现出了强烈融入世界的欲望,正是因为如此,她看到了世界,而世界也看到了我——我的文学作品。我愿意一辈子站在这个‘背景下,一辈子做一个‘有背景的人’。”
他能够写出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出发点是因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就此可以理解,他的作品、他的文字,都是在书写对祖国对这片热土的爱。
在当年8月20日,新西兰奥克兰皇后码头举行的国际安徒生奖颁奖仪式上,安徒生评奖委员会主席亚当娜女士在颁奖会上说道:“安徒生奖历史悠久,我不太清楚在此之前有没有所有评委都将票投给一个作家,我只知道这一次,所有评委毫无争议地将票投给了一个中国作家。”

2019年5月,曹文轩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大会,在“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分论坛上,曹文轩与阿米尔汗、陈道明、马克·汉德勒、郑永年等人探讨亚洲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时候,做了题为《建立文明交流的新秩序》的主题发言,其中有一段话,里面提到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原文很长,抄录如下:
作为亚洲的一员,中国对世界文明之海的注入无疑是大江大河式的注入。中国显然不只是人类物质、科学、思想遗产的接受者,中国肯定同时是人类物质、科学、思想遗产的立遗嘱者。
在这个遗嘱者的遗嘱清单上,我们可以看到长长一串遗产名称:火药、活字印刷、拱和榫卯建筑法、瓷器、十进制、机械钟、尾舵、运河水闸、铁链悬索桥、地震仪、空位表零法、曲柄、独轮车……仅在15世纪之前,中国人就曾在中国的天空下完成了百余种重大发明。那位与傲慢的西方学者分道扬镳、尽力对历史进行客观叙事的李约瑟,将中国的发明称之为“簇”——中国的发明常常是以一簇一簇的密集态势出现的。
成千上万的战马因马镫的发明,纵横沙场,人马一体,大大提高了厮杀的质量;铸铁法,使生铁变成熟铁,加之不断演进的冶炼技术,带来的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蚕丝技术,带来的是人类服装史的里程碑式的变革,轻飘、优雅、舒适的丝绸传遍世界,一时成为西方达官贵人的服装时尚,而由于价格昂贵导致黄金不断外流,一些政府担心如此靡费下去有可能会使国库亏空,而不得不以法令的形式告诫人们不得再穿丝绸服装;纸的发明,使用羊皮书写的欧洲有无数的羊免于血淋淋的屠刀;帆的出现,使船有了非能源动力,而人类在中国河流上第一次出现的纵帆航行,从而使船无比神奇地可以逆风而行……
既熟知西方科技史又熟知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曾通过严谨的考证,告诉我们:“现代天文学所使用的既不是希腊人的黄道坐标,也不是阿拉伯人的地平坐标,而是中国的赤道坐标。”“整个免疫学都起源于一种基于中国中世纪医学思想的实践。”“早在望远镜发明35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现代望远镜的赤道式框架。”还有深井钻探,“美国西部诸洲的一批石油井正是用中国古法钻成的。”
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尽管有很多人表示疑义,但史书上的白字黑字在、生动而真实的图画在,却又使疑问者无法颠覆。我们退一步讲,也许这其中有一些发明只是独立的发明,这些发明只是发明,并没有影响世界科学。
但李约瑟不承认这一点:“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我们看不见的交往渠道不可胜数,尤其是人类的早期阶段,我们决不能断然否定传播。”他将后来的许多科学发明看成是中国发明早就在暗中布下的“定时炸弹”(见《文明的滴定》)。
这种全景扫描式的列举、分析和说理,让人一下子看清楚了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卓绝的创造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可能就在里面。
他接下来又说道:
中国的发明绝不只是口口相传的所谓“四大发明”。而上百种发明中的一些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其实并不一定在这四大发明之下。“四大发明”显然是一个被缩小了的说法。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指出的: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只是科学发明,还有伟大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出——哲学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谈及文明,往往将其与科学发明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
从技术性的发明,跳跃到思想的贡献,证明我们不是单纯的贡献技巧,也贡献了理论。但是在世界近代化以来,由于西方文明大规模的传播,中国文明也面临着压抑,这种压抑是一种泥沙俱下地压抑,曹文轩也疾呼了这一点:
在世界文明史的叙述中,中国文明乃至亚洲文明,明显地被压抑了。
常说我们在近代落后,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落后,但是因何落后,说起来都是如何如何地劣势,优势全无。其实,分析出我们的长处,再寻找出短板,才能知己知彼。
以上的论点和说法,并非因为是重要场合,曹文轩故作如此说法,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观点和出发点,那就是无论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还是文学作品中,总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之情,充溢着对祖国对民族的自豪之情。

曹文轩的理论著作《小说门》
请看《小说门》中的这段话:
在既有的小说史中,存在一个极不公正的印象,那就是近代形式的小说,特别是现代形式小说生成之大功,当归西方。
这里,我们并没有论功比俏的心思。我们之所以来翻查旧账,只是想证明:小说乃是一种自然形式。首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尽管鲁迅等人受到了西方小说家或俄国小说家的影响,但基本上仍然属于“独立创作”。至于说沈从文等人的小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仍是浓重的中国风气。
其次,我们可以对“现代形式”这个被西方小说家以及西方的小说理论家们界定了的概念本身发生怀疑:为什么说这一切就是“现代形式”?“现代形式”的标准是凭什么来确定的?最近我看到批评家在对罗伯·格罗耶等新小说家们的作品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这些小说在技巧上借用了纹章工艺,也就是“小说套小说法”。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今天的中国小说采用了宋元话本中的“入话”手法,算不算现代形式?若不算,我就要继续追问:为什么“小说套小说法”算是“现代形式”而“入话”就不算?我还从中国古典小说中看到了种种独到的却被我们轻易放弃了的甚至不屑一顾的手法–这些手法–我相信对于西方人而言是绝对新颖的。
我们不必洋洋得意地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有无穷的可被解释之处。但由于我们对自己的小说缺乏解释,加之自信心的完全丧失,我们只能采取西方人对“现代形式”所确立的标准。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仰仗别人。西方以外的现代形式的小说与西方现代形式的小说的关系,可以说是受其影响,也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甚至还可以说是暗合。
在这本严肃的理论著作中,曹文轩仍然在认真分析、查找中国传统文学中与现代西方文学能接轨的内容,这是一种“我尊重你,也请你尊重我”的朴素的感情——我尊重你是因为我了解你,那么,也请你了解一下我,然后请你尊重我。

文学作品中,《火印》这种反击侵略者反思战争的抗战题材小说不说,《草房子》里都能体会到浓厚的对家乡对这篇热土的深深的爱,像《爷爷的拐杖》里面,在红色的天空下,拄着拐杖的爷爷坚毅地喊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家园!我的土地!我和我的孙子将死死地守在这里!”
这就是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的对祖国的坚定的爱啊!
有一些宵小之徒,总在兴风作浪,污蔑曹文轩不爱国,这完全是脱离事实的无中生有,他们应该也明白吧,胡说八道肆意抹黑的人是要下拔舌地狱的,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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