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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少年学子

一、故乡

我,柳青,1946年农历11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县上高镇夫子村。

夫子村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交界处的一个古村落,具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村中主要有三大姓,村东梁家,土地多,家景富裕;村北陆家,自给自足,殷实人家;村西柳家,地少,大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穷苦人家。

我的祖父柳昭,1932年去世,享年40岁。父亲柳坤,终生务农,成份下中农,建国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担任村干部。

二、小学(1954—1958年、8—12岁)

1954年农村实行“互助组”,提出“解放小割草的、扫除儿童文盲”的口号,让年龄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儿童,统统上学受教育。那年我8岁,同时上一年级的31人,最大的16岁。有兄弟、姐妹、叔侄、姑侄同在一班,甚至一桌一起学习。

我的启蒙老师是张一申先生,前师毕业,年龄19岁,1953年分到我们村。一口三间屋的教室,前后墙上各修一块黑板,一、三年级朝前,二、四年级朝后。全村51名学生,四个年级,所有课程全有二十岁的张老师讲授。

张老师年青有为,治学严谨,教导有方,管理近似于严苛。不管与己年龄相仿的大学生,还是已近成年的女学生,只要不遵规守纪、扰乱课堂秩序,一视同仁,轻者罚站写检查,重者叫家长学习教育孩子的方法。这让家长和学生同时对他产生了敬畏之心、感激之情。他让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记得那时计分是百分制,评级按甲、乙、丙、丁四级,85分以上为甲等。有一次,我仅以半分之差由甲落乙,自感羞愧难忍,发誓一辈子奋发图强,决不再当乙等生。

1958年春,李老师为送我们小学毕业升完小,累得吐了血。我班同学也不负老师的辛劳,20人参加考试,录取17人,录取率85%,名列全乡第一。

张一申先生在夫子村村执教近十年,为我村基础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培养了一批人才。六十八年后的今年暑假,我去看望他,告诉他,至今我村老人怀念他。

三、完小(1958—1960年、12—14岁)

1958年暑假后,我考入丰台村完小学习,备受教地理课的班主任梁介渝老师垂爱,学习上经常给予指导和鼓励。自己心情好、干劲足、成绩优秀。由于自己写字比较工整,梁老师经常安排我,利用同学们帮生产队劳动时间,帮他刻蜡板、印讲义和学习材料。有时,在小煤油灯下刻到很晚。由于受到老师器重,自己格外高兴,越干越有劲,一学期下来,有一天,忽然发现煤油灯的火光变成了火球,忙问老师原因,老师说:“坏了,你的眼睛出毛病了。”于是,他赶紧给我换了一个玻璃罩子灯,仍然坚持刻版。当时,我们都没有医学知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上初三,眼睛已经坏到看不清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时,我才不得已到济南省立二院配戴近视镜。

1958年秋是全国大跃进、全民大炼钢的年头,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班还利用课余时间,养了一窝个个生龙活虎、招人喜爱的小兔子。有一天,班长对我说:“老师家有个小姑娘,咱给她送对兔子去吧。”于是,放学后,我们带着两只小兔子,跑了八里路,送到安驾庄老师家中。进门见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开口就说了一声“奶奶好!”老师立即就给我们纠正:“叫婶子!”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师娘啊!她比老师大十来岁呢!

有一天,在家吃罢晚饭,我到学校驻地丰台村看电影,告诉家长,看完电影就不回家了,免得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学校上早操。并随手拿了条被单就出了门。散电影后,一个人走进教室,躺在课桌上就睡了。夜里,梁老师巡视教室时发现了我。问明原委,就把自己的床单拿来,给我铺在桌面上。无奈我年龄小,体弱多病,有时梦中遗尿。第二天,当他把床单挂在院子里晒干时,有位老师开玩笑地说:“梁老师,你这地理课教的不错呀,地图画的还挺好呢!”他嘿嘿苦笑着:“学生、学生”。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切切。

从此,在他面前,我总有一种没脸见人的羞愧感。可梁老师依然热情待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从未提及此事。直到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去看他,提及此事,他仍笑嘻嘻地说:“小孩子很正常,我还担心挫伤自尊心,影响你的学习呢!”这就是在完小阶段爱我护我的梁介渝先生。

四、我也成了大炼钢铁的一分子(1958年、12岁)

下午五点放学后,急急忙忙往家跑,怕的是食堂开过饭,我要饿肚子。刚到村东头,撞到焦急万分的堂兄柳庆蒿,他说:“兄弟,你回来得正好,我正愁凑不够30个人呢!”原来,他接到前寨子炼铁工地指挥部的命令,派30个人去泰安大汶口火车站运回上级分配的2吨煤,工地急用。当时生产队仅有一辆独轮车,其余靠肩挑。

于是,刚上完小,不足12岁的我,从食堂领了9斤窝头(3天的干粮),从家中带上一条扁担,两个箩筐,随挑煤大军,急行军90多里,到大汶口火车站去挑煤。

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农历八月十四一早出发,晌午赶到汶阳公社的马庄村,当地大队领导听说我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为支援大炼钢铁去汶口火车站挑煤,急令食堂准备稀饭和炒菜。饭后,继续赶路40多里。速度比原来慢得多,一是人已疲惫;二是汶阳田的路,土质松软,一走一扑透,尘粉没过脚面,每走一步都很吃力;直到深夜一点多,才赶到大汶口火车站。

在火车站围栏外的垃圾场边倒头便睡。天明一看,原来睡在附近农民晒大粪的大粪场边,怪不得臭气熏天。在火车站候车室内,喝着不开的水,吃罢干粮,开始装煤,启程回返。两个箩筐装了约40斤煤,外加干粮,压在我稚嫩的肩上,没走10里路,就被压磨得肩肿臂疼,走不动了。

长辈们只好把我的负荷全部放到推车上,让我空着手在后面跟着。我哪里追的上呢?只好跑。跑着,跑着,看到路边地里有一片蓖麻子棵,就进去小解。出来一看,后面随行的人流,已经湮没了他们的身影,再也看不到同村的人群了,慌乱不知所措,竟然不知道往哪里去追,却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布满灰尘的面颊上,泪流成河……不知过了多久,当同村的运煤人员吃罢午饭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少了我。带队的大伯柳仲,不知从哪里借了一辆除铃铛不响外,快散架的自行车,按原路找回来。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乳名。他听到我的哭声,我也等来了救星。等我们回到安驾庄卸完煤时,已是深夜。

那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月当空,月圆如镜。来回180里路程已让我精疲力竭,实在无心赏月。但大炼钢铁的工地上,炉火正旺,钢花飞溅。一场以钢为纲的全大炼钢铁运动,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大跃进,使中国大地遍地烽烟。我也成了大炼钢铁的一分子。

五、一波三折上初中(1960年、14岁)

1958年农业因忙于大炼钢铁没有丰收。1959年春因灾荒缺粮,食堂被迫停办。全国大面积干旱,庄稼欠收甚至绝产,至1960年全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加中苏关系反目,赫鲁晓夫追讨债务。使全国人民进入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期。

1960年,考入肥城十中,真可谓一波三折,莫名其妙地创造了奇迹。

我们班小学入学时七大八小31人,小学毕业考完小,除失学转学的、留级的,最后还剩20人,考取17人,落榜3人。按当时划片招生,我们应当去南坞山完小上学。不知什么原因,通知我和柳庆泉两人去丰台村完小报到。其余15人,去南坞山完小报到。完小毕业考初中,在丰台村完小上学的只有我被录取,在南坞山完小上学的有6个同学被录取。

我接到的第一张录取书是县幼儿师范,在冬瓜店公社驻地,全家喜出望外,毕业后当小学教师就能给家里挣钱啦!没过几天,幼儿师范下马改为肥城十一中,我接到了第二张录取通知书,肥城十中,在丰台公社驻地。其余6名同学也接到了新建八中的录取通知书,在柏孙公社驻地。大家都很高兴,祝贺我们小学同班有7名同学升入初中。

开学前的一星期。学校通知:原录取通知书作废,等新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张录取通知书终于等到了,肥城十中还是我。肥城八中的录取通知书变了,凡15岁(属鸡)的学生一律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国家困难,减少开支;只剩14岁的柳富旺、梁湖仔二人被录取。这样我们小学同班升入初中的还剩下3人。

天有不测风云,开学不到一学期,十四中下马停办,可怜的2名同学只好回家务农。

这样,1954年入小学的31名同学至1960年只有我一人顺利的升入初中。其他被耽搁。有志于走考学之路的同学,在国民经济稍有好转的1961年,又重新报考了学校,才如愿以偿地上了初中。时势啊!

六、初中(1960—1963年、14—17岁)
我拿着全村唯一的一张录取通知书走进了肥城十中的校门,抬头看到墙上这届学生录取名单,由上次张榜的第12名变成了第3名,两个班88名学生,排在我前面有9名学生,因15岁被挡在了学校大门外。15岁下学,这是建国史上仅有的一次,足见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是何等艰难!

入校后,回想起同村一起上学的同学,回想起邻村考取第一名的孙聪同学,我是多么的幸运啊!下决心,加倍努力学习,绝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认真学习,积极表现,很快就被学校推选为肥城十中少先队大队长,并兼任班干部生活委员。

快乐的学校生活,美好的少年时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尽管国家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老师们每月定量27斤,3斤细粮,24斤粗粮,还要捐出3斤支援灾区人民。为了渡过难关,学校发动全体同学大积干菜,把地瓜叶萝卜缨槐树叶、柳叶、榆树叶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搜集起来,晒干交到学校。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以班为单位,挑菜、泡菜、洗菜,并在案板上剁碎,放在蒸笼上,由伙房工人蒸熟。开饭时,有两个同学把蒸笼抬到讲台上,由生活委员负责分发,每人一碗,并委派课代表给任课老师送一碗,老师们也很高兴,并抱以感激的微笑,我是生活委员,这是每天必做的工作。饿呀!

那时为降低体耗,体育课停上。可以唱歌、讲故事。学校聘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聘请老红军讲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向革命前辈学习。革命传统、延安精神鼓舞着我们,大家一点也没有苦的感觉,精神世界依然快乐无比!

教学秩序依然很好,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晨读、晚自习一节也不缺,当天作业当天完成,老师批改作业到深夜,大家都沉浸在紧张快乐的学习生活中。

我们遇到的班主任是教语文课的孙元顺老师,他出身地主成分,早年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学养丰富,知识渊博。语文教学,生动幽默,妙趣横生,深受学生喜爱,十中语文教研组无人与他匹敌。班级管理上严格有序,同学对他多生敬畏,不敢僭越。他相貌端正,腰杆笔直,步履舒缓沉稳,说话面带微笑,形象儒雅,但气场坚毅宏大,骨子里透着傲气。做事干练,做人率真,不媚上,不欺下。俨然一副:我不犯人,别人也休想犯我的气质神韵。

他爱才,也很会培养人才。在他培养下,不少学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

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教育,使自己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并在做人做事等方面深受他的教育和影响,提高了自己多方面的认知能力,顺利地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习任务;养成了自身为人处事的品学修养,为以后的人生成长打了坚实基础。

肥城十中,永远是我美好的回忆。孙元顺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敬爱的班主任。

七、两段小插曲

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家中发生了两段小插曲,“退婚风波”、“定阴亲”。

解放初期的农村有一种习俗,定“娃娃亲”。我父亲勤劳节俭,治家有方,生活过的殷实。庄乡邻居及亲朋好友无不尊重和羡慕,8岁给我定了娃娃亲。

初中刚开学,邻村一个同学指着我对他的同桌说:“他是夫子村的俺表姐夫!”天啊!晴天一声炸雷,羞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待头脑清醒后,立即下定了刻不容缓退婚,自己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把握的决心。当天回家,给父亲严正声明:娃娃亲立即马上退掉,我不承认。

这一声明,激起了千层浪,整个家族炸了锅。从小定的娃娃亲,是媒人保媒,算命先生查了生辰八字,亲朋好友坐席祝贺,换了庚贴,履行了全套手续,哪能说退就退的呀!家长的尊严,家族的声誉,亲朋关系的处理,不是一个声明就能解决的,我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不给父母造成心理负担,最后我表态,一、以“当不了孩子的家”为由,先断绝双方家庭来往;二、退婚的问题由我出面解决,以后婚事不再用家里管,自行解决。从初中到高中,历经多次面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在同学的陪伴下,双方和平分手。
初二上学期,我12岁的大妹妹因病不幸夭折,家中来人把我从学校叫回送亲。原来妹妹死后,父母经人介绍给她定了门“阴亲”,20岁的男方已去世三年,让他们合葬。我的职责是打着幡、领着棺材送到临村武姓人家坟地里下葬。我明知这是封建陋习,还是顺从了父亲的心愿,这是父亲对已逝女儿的一片慈爱之心啊!全家已够悲痛的了,何苦因我的不服从更伤父母的心呢?我是家中长子啊!这门亲事一直维持了45年之久,直到母亲去世,我离开故乡。

第二章、高中困惑(1963—1966年、17—20岁)

一、考场失意

1963年,我17岁。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在丰台二中进行。

前几科考试都很顺利,自我感觉良好。最后一科,政治考试出现意外。老师为我们准备的205道背诵题,仅考中一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只占5分,其他题只能靠自己的理解进行杜撰,对错心中全然没有把握。

一腔怒火胸中燃烧。对任课老师的怨气、怒气无处发泄。大家认为,因政治考砸了,上高中的梦想破灭了。面临着回家种地,各奔东西。有同学提议,咱们爬泰山去吧!大家赞同。爬泰山成了我们共同的出气口,释放胸中的郁闷。

下午四点多,我们七个好朋友(五男两女),四辆自行车,自边院学校驻地出发,骑行70里,天黑以后,到达泰山“一天门”。寻一客店寄放自行车,背上干粮水壶,连夜攀登,目的是明天一早看“日出”。

万万想不到,中途变天,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漆黑的夜,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没有其他人影,只有我们一行。借着闪电才能看见前行的道路,险要处,四肢爬行,手足并用,摸攀台阶,冒雨前行。至中天门,全身湿透,雨水从头顶淌到脚后跟。只好男女分开,各找避身处,脱下衣服,拧干雨水,继续前行。泰山七千六百多个台阶踩在脚下。在那风雨之夜,我们终于攀越十八盘,登上南天门,走上天街,到达极顶。

大雨停了,雨雾弥漫山顶,狂风挟裹着水雾,呼啸着向我们扑来,早已湿透的衣服,更加寒凉。直冻得我们双臂紧缩,牙骨打颤,状如寒蝉。还想登顶看日出呢,到哪里寻找太阳?

只好到“碧霞元君祠”避风处,稍作休息,吃点干粮。哎,干粮已被雨水浸泡,变成了浆糊。饥寒交迫,看日出的美梦破灭,只好打道回府了。

下至中天门,沿泰山西路,奔黑龙潭方向而下。忽见一片苹果园,急忙采摘充饥。此时,山涧已爆发洪水,守看果园的老汉被山洪阻隔,只能在对岸对我们呼喊;“少摘点,少摘点,够吃就行了”。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天天在田野中放牛放羊,打草喂猪,凡吃食之物,拿来解馋冲饥是不受谴责的。我们乐在其事,饱饱享用了一顿苹果大餐,身上有了力气。下山,骑车70里回到学校,各自再回到家中,告别同学生涯。

二、意外录取

泰山之行,身心俱疲。一腔怒火被暴雨浇透,内火外寒相击,高烧不退,回到家就倒下了。持续几天,臀部出现红肿,滚烫巨疼,血瘀成疾,变成了痈疽。奶奶责怪我,没给泰山老奶奶磕头惹下的祸端。父亲只好筹措100元押金,让我住院治疗。最后还是做了手术,切口破脓,再让它慢慢癒合。

在医院里,我收到了丰台二中高中录取通知书,十分意外。

随即向学校写信请假,说明不能按时报到,出院后即可入学。

到我入校时,学校已上课一个多月了。

丰台二中校风极好,入学即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的同桌王英同学是团支部干部,学习优秀,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每天利用课余时间给我补课,特别是数学中的“对数”一节,我总是在“乘方”拐不过弯来。她不厌其烦,耐心讲解,直到我掌握为止。五六门功课,一个多月的课程,都是她一节一节给我补上的。使我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仍能排在本班前列。我一辈子对她心怀感激。

三、申请入团

高一下学期,本班开始第一批发展团员,王英同学主动介绍我入团。

初中阶段,我就是十中少先队大队长,只是我们那届学生,年龄都小,学校没有发展团员。进入高中,加入团组织顺理成章,也是我的心愿。所以,我立即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团支部让我填写了入团申请表。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二中团委负责政审的汪顺卿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你们村正在搞“四清”,你父亲任大队保管,查出他贪污100多元。这样,我的入团问题就被搁置了。

周六回家,我才知道,我村是“四清”试点单位,父亲和大队书记、大队长、会计四个主要村干部在公社办学习班,学习“四清”文件,交代前三年的问题。

我骑自行车去公社学习班,找到父亲,问个究竟。只见他满面愁容,满腹委屈地给我讲,那一年那个事是怎么回事。我一句也听不进,只是愤愤地告诉他:“你把我的入团耽误了”!

临出门,四清组把我的自行车扣留了,我只好徒步行25里走回学校。

回到学校,我自知成了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子女”,要想取得政治平等的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改造好”。于是,表现更加积极。凡是学校、班级组织的集体劳动踊跃参加。作为班里的生活委员,每天把教室后面,土台子上同学们摆放的餐具,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凡值日生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总会用自己的行动加以弥补。过去做好事是助人为乐,现在做好事,有一种赎罪的感觉。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理解和认可。

高二第二批入团政审调查时,村里出具的证明,父亲的贪污变成了300多元,入团又一次耽搁了,一颗火热的心,由此开始变凉。

高三上学期,第三批发展团员,支部仍然推荐了我。这次政审外调的结果,父亲贪污数目变成了600多元。我很困惑,为什么贪污数字一直在变呢?

我只能对政审老师说:“父亲的事情我说不清,你们调查多少是多少,我没意见,接受团组织的审查。”我知道,入团的希望越来越小,与其在政治条件是不是团员上纠结,不如在学习成绩上突破。暗下决心,高考成绩突破录取分数线20分以上。上大学,谁也挡不住。

于是,我卯足了劲,放下包袱,奋力拼搏,冲刺高考。想不到,丰台二中团委却批准了我的申请,吸收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恢冷的心并没有沸腾。

直到1973年,我父亲的“四清”问题彻底予以平反,我才知道了事情真相。

四、父亲沉冤
1964年春,肥城县四清工作组进驻我村,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最初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到后来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

织、清思想”步步深入。

斗争的对象,村支部和村大队四个主要干部:支书梁海洋,队长柳宪旺、会计沈玉庚和保管柳宪坤。

斗争的方式,采用土改时期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先定罪名,后清理家产财物(包括资金、粮食生产工具和树木),再把清理的物品摆到大街上贬卖或做低价分发给全体社员。

根据当时四清原始档案(现存于我处),将我父亲的有关资料抄录如下:

我父亲涉贪共三项,总计666.73元。

(一)替沈泉水还账223.87元

沈泉,大队支书堂弟,时任柏孙供销社采购员。61年大队借他工作之便,委托他为大队购买化肥,支付他一笔现款。化肥没买到,钱也没退还。四清运动一开始,他害怕,就喝药自杀了。经四清组查账,他共欠款1299.48元。

他死后,四清组将他家产全部处理,合价退赔572.88元,下欠726.20元,决定由大队干部替他偿还,我父亲分摊223.87元。

(二)与会计沈玉庚分帐316.36元

61年大队卖了16斤花椒皮,收款632.72元。四清组查账,账面没有此项收入。我父亲说,当时交给沈玉庚下帐了,沈玉庚拒不承认。四清组决定二人分摊退赔,我父亲分摊223.36元。

(三)只涉及本人的款项98.7元

1、拖欠生产队口粮款23.62元

2、常年骑自己的自行车为大队采购,报销修车费16.8元

3、大队采购分给社员的焦炭,未及时收缴上来的欠款43元

4、大队干部用公款买的染布的颜料0.5斤,2.45元,煤油18斤,9元

5、经管的现金欠4.95元

五项合计98.7元

以上三项共计666.73元,四清组认定贪污,必须全部退赔。

(四)四清柳坤退赔清单

1、生姜800斤计款144元

2、玉米105.5斤计款23.96元

3、四队拨帐小麦319.5斤98.33元

4、瓜干217斤计款17.36元

5、杨树3棵、枣树1棵计款60元

6、檩2根计款22元

7、三寸棺材板计款60元

8、一次交现金计款30.53元

9、二次交现金计款60元

10、四清家属应分粮未发,折款4.18元

11、小麦105.5斤37.36元

12、四清家属应分款未发 8.58元

以上物资共计款624.3元,下欠款42.43元

以上物资决不收回,立字为证。

贫协会代表 柳庆

兑现人 柳坤

这份清单,从账面上看好像没有瑕疵,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欺诈问题。“定性”与事实不符,“债务偿还”使用“双重标准”。

且不说与沈玉庚分账,替沈泉水还账是否符合政策,是否等同“贪污”,连生产队普遍存在的“口粮欠款”定为贪污,也是混淆是非。

再看债务偿还中的“双重标准”,完全是陷阱黑洞。

1961年生产队扩种生姜,向社员们购买姜种,每斤3.5元。生产队买父亲姜种319.5斤,作价1118.25元,拖欠未还。

1964年四清工作组让父亲退赔生产队的全部涉款共计666.73元。按理说,双方抵债后,生产队还欠父亲451.52元。

四清工作组以1961年通货膨胀,姜价太高,单方决定,生产队欠的姜种钱,用一斤小麦顶一斤姜,再把小麦折算成现金偿还。退赔清单中的第三款:“四队拨帐小麦319.5斤,计款98.33元,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请看事实:1961年生产队买的姜种319.5斤,1964年还账时变成了小麦319.5斤,再把小麦折成现金98.33元。1961年欠账1118.25元,1964年还账98.33元,这是生产队还社员帐的标准。

同样是1961年生产队卖的花椒皮子16斤,每斤40元,共计632.71元。父亲与沈玉庚分账316.36元,8斤花椒皮子款,为什么不用生产队还社员帐这样的标准,一视同仁对待呢?四清工作组却让父亲用1200(800+319.5)斤生姜242.33元,外加全家口粮:小麦120.5斤,37.36元;玉米105.5斤,23.96元;瓜干217斤,17.36元;才偿还了1961年的8斤花椒皮子款。这还没有完,又清理了全部家产:杨树三棵,枣树一棵,檩2根,自行车一辆,锄刀一面,连给奶奶准备的棺材板一并贬卖处理,替沈泉水还了账。

四清工作组这一反一正的双重标准,让我们家倾家荡产,一贫如洗。

1965年1月26日,肥城县监委书记李嘉正来我们村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纠正“四清”错误,但仍留有尾巴;直到1973年彻底平反。父亲整整戴了近十年的“四不清干部”的帽子。我这个“四不清干部子女”也被牵连了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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